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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拆彈少年》是一部改編自真實歷史事件的劇情片。背景為1945年5月，彼時二戰方結束，納粹德國向盟軍投降。戰時德軍在丹麥西海岸埋下數萬枚地雷，因此，戰後身為戰俘的德國孩子們被迫去執行這項極危險的工作——拆除地雷。

 

海畔無際的廣闊看似平靜祥和，卻潛藏無數危機。原文片名Under Sandet，沙灘下，即指此義。而英文片名亦別具巧思，Land of Mine同時指稱置有炸彈之地與「我的土地」，一開始便明顯可見，士官長對戰敗歸國的士兵怒吼：「快滾吧！這不是你們的土地！」

 

 

 

觀看《拆彈少年》時，情緒也隨著未知的拆彈過程起伏緊繃著，每一顆地雷都可能爆炸，一次疏失就是一個生命的消逝，忐忑的情緒背後含藏著深層的悲哀。更殘忍的是，這樣的悲哀持續在每一次的拆彈過程裡，緊張的情緒變得更加脆弱，誰也不知道下一次爆炸的是哪一顆地雷、犧牲的是哪一條生命。

戰爭結束不是和平的開始。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衝突和矛盾。（以下有劇透）

 

 

［從對待戰俘看國家無形的標籤］

 

身為戰勝國，丹麥有向戰敗國求償的權利，而納粹德國對鄰國的迫害與施暴亦固然罪惡，但違反人道的報復行為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罪惡？

 

 

這群未成年的孩子是戰爭末期因急需人力而被迫加入的少年兵，他們不得不上戰場。如此說來，他們亦是納粹的受害者，卻得同時背負加害者的罪名。但戰俘與其國家真能劃上等號嗎？本片提出如此質問：施暴者的惡行該由誰負責？

 

「炸彈是德國埋的，就該由德國拆。」片中丹麥長官Ebbe說道。

 

可下一代理當承擔上一代留下的傷痕嗎？若不，又應該由誰承擔？

 

 

 

「找到Werner後，我們要回去德國，我們要重建家園。斷垣殘壁的家園需要重建⋯⋯。」一幕，於床榻間，少年兵Ernst意識不清地說。

 

然而，家園對他們而言究竟有什麼意義？他們之於國家又是什麼樣的存在？當他們飢餓病痛時，國家在何方？他們的生命受到威脅時，國家可曾帶來什麼？

 

他們為祖國付出，卻得替祖國受罰。

 

但祖國究竟在哪？

 

 

從這裡看見了國家的虛無。何謂國家？有這樣一個「誰」能夠代表國家嗎？戰爭體系下，他們為誰付出？替誰受罰？

 

沒有任何一個人（個體）能夠完整代表國家。但國家卻已然滲透人們的意識，成了難以去除的標籤，這也是仇恨的開始。報復成了理所當然，羞辱、暴力亦一併為之，甚至被賦予正當性。

 

國家影響個體，個體形成群體，群體再向國家推進，成了難以分割的循環。拆彈「日常」之外籠罩著的，是戰時體系下國家所形成的無形壓力。上述循環導致如是壓力，壓力再強化標籤的意識。背負了國家的標籤，這些標籤便成了重擔，身而為人的價值也失去原有的平等。

 

 

士官長Carl向其長官Ebbe請求送孩子們回家時，Ebbe最終只回了一句：「他們終究是德國人。」因為孩子們已被貼上「德國人」（敵國、施暴者）的標籤，所以沒什麼好說的，即便你認為他們只是孩子也一樣。這裡是丹麥，丹麥不是德國人的朋友。

 

然而這群人——無論是丹麥，是德國，是勝是敗——都被戰爭摧殘了太多，國家標籤操控著行為，原本清澈的雙眼也被仇恨蒙蔽。

 

斷垣殘壁的家園需要重建，Ernst說。家國的破敗映照著破碎的心，在難以去除的國家標籤下壓抑著仇恨忿怒痛苦委屈。延續至今，無論淡化與否，這些歷史的裂痕永遠都還有需要彌補的地方。

 

 

［雙胞胎Ernst與Werner］

 

堡壘第一次的拆彈練習，看著兄弟進去拆彈，隨時有爆炸的危險，是多麼的不安與擔憂。然而丹麥長官在前只得噤若寒蟬，惶恐害怕的神情被壓抑得極其細微，直至兄弟平安走出。兩人低著頭，並未相視，卻不約而同地露出放心的微笑。

 

在片中，自始至終相依為命的雙胞胎Ernst與Werner的一舉一動，顯露著純真的童心與善良的本質。在戰禍遍野之時，他們彼此照顧，分擔痛苦，並懷抱著遠大的志向與理想：回鄉後要擔任建築工，參與德國戰後重建工作，成立家族公司，做一番大事業。

 

 

 

然而一次拆彈過程中Werner誤觸了地雷。

 

爆炸後，Ernst喊著哥哥的名，那幕晃動模糊的鏡頭一如他的慌亂驚恐，轉瞬間灰飛煙滅的，是一條任誰呼喊也喚不回的年輕生命。

 

「他跑走了。原本我要前去拉住他的，但他就跑走了。」Ernst對士官長說，「不要討厭他，如果你和我一樣瞭解他，你一定會救他。」

 

Werner死後，隻身一人的Ernst在草叢裡追逐老鼠，放在手心，老鼠準備逃跑。「不用緊張，沒必要逃。」Ernst說。

 

 

這一場景使人記起先前兄弟兩人為昆蟲命名的畫面：「Timmy Benny，六腳樹皮甲蟲，」他們一說一笑，在草叢中與小生命相處。深黑色的小蟲在他們掌中翻滾爬行，特寫鏡頭映照著生命的光芒，多麼平和的畫面。

 

 

 

不用緊張，沒必要逃，Ernst呵護著手中的老鼠，餵牠吃草，對牠說話，彷若兄弟間的憐惜與愛護。Werner死後，Ernst將情感投射至身邊的小生命，移轉他絕望的悲傷。可再怎麼移轉，都無法修補他因手足身亡而破碎的心。唇亡後齒亦寒，回家有如幻夢。他失去了生存的動力，不再害怕死亡。

 

 

因此，當一位丹麥小女孩誤闖雷區時，Ernst能無畏地筆直走入雷區營救。他跪坐在女孩身邊幫她受傷的娃娃包紮。女孩純真的童心沒有敵我之分，她看著Ernst包紮娃娃，Ernst也回以善良的微笑。你記得Werner嗎，他跟我長得一樣，他是個好哥哥。Ernst說。

 

 

平安救出女孩後，他往海灘的另一端走去。

 

 

 

眾人在身後喊他的名，他轉過身搖頭笑了笑，眼神裡沒有憤怒，也沒有哀愁——彷彿看見了很遠的地方，而他正要前往。

 

與女孩最後的對話中仍掛念著哥哥，任誰呼喊也喚不回Ernst求生的意志。遠景鏡頭下他不遲疑地踏出步伐，隨著地雷的引爆，消失在無聲巨響中。

 

 

［少年兵Helmut］

 

Joel Basman飾演的Helmut Morbach之態度在片中與他人較不同。

 

 

另一位少年兵Wilhelm則與他相反，是位積極樂觀的孩子──大聲報上姓名並堅定地說自己就是一位軍人、笑著說住的破屋也沒那麼糟並談起回鄉後的展望：「你們回去要幹麻？我要做一位技師。」但Helmut卻反駁：「美好未來只是令人作嘔的幻想。」

 

見過戰爭的殘忍，Helmut的態度消極，不抱持希望。第一次報上姓名時在Carl面前快要流淚，他知道來到這片海灘，就很難再活著回到家鄉。

 

 

當Carl在愛犬身亡後命令他們手勾手肩並肩全部再走一次雷區時，Helmut忍不住說：「我早就說過他會把我們殺了！」

 

他笑了起來。你覺得我很可笑嗎？Carl問，Helmut仍然笑著。Carl揮他巴掌，他仍然笑著。這笑不是開心或嘲笑，是苦笑。重新踏上這片雷區，等於送死——他氣士官長嚴苛的命令、氣自己身為戰俘的無能為力、也對不保的生命感到哀怨和難過——但他不得不向前邁出步伐。

 

 

這幕Joel Basman表現得甚為優異，把Helmut的不滿和委屈表現得絲絲入扣，彷彿能真實感受到他的壓抑、他胸中無處宣洩的不平之鳴、他忍住不要爆發的怒火。

 

「我要逃跑。我寧可被英國人拿槍射殺也絕不再走一遍。」走遍雷區後Helmut再也忍不住了。然而眾人制止了他。

 

最後他活了下來。對他而言這也許是一個奇蹟，絕望到最後頭居然看見了光。奔向邊境時他頭也沒回地往前跑，他早就想逃離海灘、逃離丹麥了。

 

但逃回祖國後生活真能好轉嗎？草原外一片高聳的黑森林在眼前蔓延著。迎面來的或許還不是光明，而是滿是瘡痍的祖國，以及逃離不了的，戰爭的餘毒。

 

 

［少年兵Sebastian］

 

在這群孩子中，由Louis Hofmann所飾演的Sebastian Schumann最為冷靜，他不慍不火，能夠安定地處理每一件事，也幫助身邊的同伴。其與士官長Carl的互動尤為深刻。

 

 

一幕，Carl在Sebastian身旁坐下，告訴他Wilhelm已逝的事實。我知道，Sebastian說。

 

其實在Carl向大家宣布Wilhelm活下來的消息時，他就已經知道了。有別於雙胞胎Werner與Ernst的相視而笑，當下Sebastian並未正視士官長（訴說善意謊言）的眼，而是轉過頭看向某處，眼神裡閃爍悲傷。

 

 

 

「被蒙在鼓裡反而能認真工作，這樣總有一天能夠回家。也許吧。」

 

他明白自己背負的是什麼樣的重擔，也認清自己身為戰俘的事實。所以當另一位少年兵Ludwig說怎麼都沒有東西吃的時候，他只回了一句：抱怨也沒有用。沒有別的辦法，只能適應並接受。這樣算是認命的軟弱嗎？然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，除了認命，他們還有什麼選擇？

 

 

「從這裡到黑色旗子，你們每人每小時拆六個且不把自己炸死的話，三個月後可以回家。」士官長說的這句話，Sebastian一直相信著。無論是拆彈時眼見同伴逝去時，抑或夜裡被丹麥軍官欺壓時。即便（因為相信士官長承諾而）被Helmut罵賣國賊，他仍願抱持這樣的信念。

 

他知道Carl並不是真的恨他們。撇開對立的身分，彼此一樣是背負著國家標籤重擔的受害者，因為戰爭的遺害，被困在海岸邊而已。

 

將生命奉獻於此地，日復一日只有數不盡的絕望——死神不停走過身邊，隨時可能被帶走。唯有存有一線希望，才有工作（與活下去）的動力，雖然無盡且殘忍，但不得不，不是嗎？

 

 

一幕，Carl看見Sebastian的十字架，問他是否相信有神。

 

「不然你試試看吧！」

 

Carl搖頭。

 

「真的，試試看呀。」Sebastian再次將十字架遞出。Carl伸手準備接下時，Sebastian突然大叫：Boo！Carl嚇了一跳。

 

隨後兩人都笑了，真心發自內心的那種開懷的笑。

 

 

 

「父親拿十字架給我時也這樣嚇過我，後來就一直戴著了。」Sebastian說。

 

這個片段沒有太多的對話，就像日常生活那樣自然，可在這樣的平淡中卻呈現出其珍貴之處——Carl對孩子的關愛、Sebastian放心開的玩笑——一舉一動像是忘年好友，更有如父子般令人動容。

 

經歷大戰後，Sebastian不知父親是生是死，十字架彷彿與父親情感的聯繫，相隔遙遠仍能感覺父親在身邊似的，這樣的聯繫。而今Carl坐在他身邊，彼此沒有隔閡地聊著天，Sebastian遞出十字架給Carl，不禁令人聯想至電影中未曾出現的光景：數年前，其父親亦是這樣遞來十字架。

 

談及父親的片段短短不到一分鐘，卻蘊涵深層的情感。凝望著遠方，Louis Hofmann將Sebastian的神情詮釋得十分貼切。

 

 

電影開始，第一次報上姓名時，孩子們個個懾服於士官長嚴酷的模樣，唯有Sebastian看著地面。

 

「回答時看著我。」

 

Sebastian抬起頭看向Carl，眼神裡似乎有著什麼——不是憤怒仇恨，也不是畏懼膽怯，悲傷但不哀痛，委屈卻不怨懟。淡然而深遠，且令他動搖。Carl後退一步、直起身，端詳著眼前這位少年。

 

 

從那時起，Carl便知道Sebastian不只是個普通孩子，在戰爭中他失去過什麼，且比他人懂得更多。

 

［士官長心境的轉變］

 

由Roland Møller飾演的丹麥士官長Carl在本片中有複雜的心境變化。

 

 

起初他對這群孩子毫無感情可言，只因是德國人便以畜牲辱罵，每天命令拆彈、驅趕就寢，如此而已。其餘時間他待在屋裡，或坐臥於床對愛犬說話。德國孩子的一切都與他無關。

 

 

第一次地雷爆炸，Wilhelm重傷殘廢，畫面外頭傳來孩子們的呼救聲，Carl坐立屋內。看不見他的表情，只看見背影，這一幕是電影中他第一次面對巨大的掙扎：可以完全不理他們死活，但不斷傳來的喊叫與哀嚎仍然動搖了他表面的冷酷。於是起身出屋，為Wilhelm止痛，並送他去醫院。這是Carl第一次具體感受到孩子們的無助徬徨。

 

 

肩負國家的重責大任，身為丹麥士官長他必須強硬，但朝夕相處中卻無法不產生憐憫。心理上他們仍是敵國侵略者，生活中卻不是那麼一回事，Carl看見的只是一群涉世未深的孩子，他們的純真軟化了他因國家仇恨而僵硬的心。他同情，甚至開始產生關心。這令他矛盾。

 

起初趕孩子們上床睡覺便放上木條鎖住門，後來卻僅將木條放置一旁；起初不管他們死活，後來卻偷運來糧食；起初冷淡無情，後來卻與他們玩在一起；第一次地雷爆炸時最後一刻才出屋處理，第二次爆炸時卻馬上跑向沙灘，最後大爆炸時擔憂和惶恐的情緒更是不須多言。

 

 

細節之處，Sebastian第一次說明讓拆除地雷更快速的工具（觸發器）時Carl不予太大的理會，只說帶著你的玩具去睡覺。後來卻在一次就寢前說出「把觸發器放著。」

 

當Sebastian因Ernst逝去而哭泣時，Carl帶著他一句一句地說：「一切都會過去的。」「一切都會過去的。」「你要堅強。」「我要堅強。」「你很堅強，很快就能回家了。」「很快就能回家了。」

 

安慰Sebastian的同時，Carl也是在鼓勵自己。看著孩子因死亡而傷痛，其心中不捨亦然。

 

 

細微的舉動、日常的話語，足見他對這群孩子漸增的信任。他們在他心中的地位早已不同。即便是愛犬踩雷而亡後的盛怒，看著孩子們手勾手肩並肩一步步重新走過已拆除的地雷區，他仍不停觀望，眼神充滿擔心和關懷。

 

讓孩子冒著生命危險踏遍雷區，他這麼做並不是痛失愛犬的報復，而是因他背負著的，是確保整片海灘安全的使命，以及未來所有可能來到此地者的性命。

 

Roland Møller將Carl的複雜情感拿捏得精準：表面的冷酷、眼神裡藏著的溫柔、心裡的矛盾。

 

 

故事後段因為一位少年的大意，使全車近乎滿載的地雷同時爆炸。轟天巨響後立即自沙灘奔向爆炸處，其心裡的不捨與哀痛不言而知。孩子與愛犬之死皆是生命的殞落，Carl明白，在這之中並無敵我之分。德國與丹麥亦同。

 

沙灘上一起踢足球的那日，他們奔跑嬉戲追逐彷彿脫離戰爭的苦難。「總有一天我們能跑遍整個沙灘。」和諧共處的一幕幕歡樂，在日復一日的拆彈過程裡猶如模糊的剪影，格外珍貴且深刻。

 

 

 

一個夜晚，上級長官Ebbe帶著一群盟國軍官前來欺負這群德國孩子，Carl立刻上前制止：「我需要這群孩子。我需要他們全部。」

 

Ebbe疑惑地看著他：「你該不會喜歡上他們吧？」Carl搖頭。

 

「回答時看著我。」

 

 

 

Ebbe語出此言，Carl似乎愣了一下。其命令之語氣就像當初責罵孩子們的自己。他赫然明白，這些施壓，都只是階級之間的剝削。

 

在掙扎衝突後展現了人性的光輝，電影末尾Carl決定力抗上級命令，救出僅剩的四位孩子，幫助他們逃回德國。

 

 

可事實上並非所有人皆能如此。戰爭摧毀了大半的人性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回到理智邊緣。然而導演Martin Zandvliet選擇賦予故事一個或然美好的結局，讓我們在看完電影後至少能夠相信——寧願相信——在殘酷的歷史中，有這樣一個善良的故事存在。

 

德文片名在Unter dem Sand之後有這樣的副標：Das Versprechen der Freiheit，直譯為自由的承諾，故事最後這個承諾獲得了實現。

 

遙望孩子們奔向邊境逐漸遠去的背影，Carl微笑著，彷彿美好的時日已然到來。